谁都逃不掉的中国经济大泡沫:房价怎么了?(7)

扫描到手机 今日头条 来源:上海热线 发布日期:2012-06-06 16:05 字号:T|T

摘要:哈耶克认为萧条是高涨种下的果实。避免萧条的唯一办法就是避免高涨,舍此之外,没有它途。一涨再涨的房价早已种下了危机,也早已错过了能够防患于未然的良机。

  说房地产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产物太过模糊,颇不准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房地产是中国城市人口扩张和梯级迁徙的产物。一般来说,进城农民大多无力购房,都租住在城郊、城中村等低端社区。真正有能力购房用于搬迁移居的,主体不是农民,而是原本是城镇人口的婚房和先富一族的选择性移居。怎么移居?就是乡镇人口中先富起来的,一般会移居进县城。县城里有条件的家庭,会选择搬进省城。经济洼地的省会有购房能力的,会移居中心城市。而这些大中小城市的移民,大多首选进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这个梯级移居,并不是农民转化为市民的城市化进程,而是先富的官员、商人由小城市向大城市聚居的过程,当然,也是珠三角、长三角城市链式、矩阵式崛起的过程。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流向,就是打工族流向两个三角地带,中西部人口“孔雀东南飞”,中小城市的大中专学生毕业不返乡,飘在大城市,等等。这个过程,既表明财富随移民流向而流动,又表明购房消费不但与农民进城相关性不大,也与中低收入阶层不大相关,干脆就是官员、商人为主的先富一族由小城市往大城市聚居。这也解释了北、上、广、深为什么能靠抽取各地的财富而先富。对这种“马太效应”,温总理的解读就是,“上海和北京的发展不能代表整个中国”!
  上述迁徙的特定局限性,解构了房价将伴随城市化进程长期高涨的神话。为什么?因为随着城市之间经济落差的缩小,这类迁徙已大幅度放缓了。事实上,近年的返乡潮已经露出了征兆。真正的城市化过程,是工业化的派生物,是农民稳步变身市民的不可逆过程。显然,国内进城的农民不具备这个特性。有报道称,国内2.11亿流动人口集中在低薪、高危、过劳行业,多是随机的、临时的、多变的职业,也是与市民身份无缘的职业——农民工接替了市民不愿干的活儿,不是出于他们能变身市民,反倒是出于“城贵乡贱”的身份区别,出于他们无法变身市民,不是吗?
  其实,近年的高房价,除了抬高了农民进城的门槛之外,不可能助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但毫无助益,反倒给工业化、城市化设置了壁垒。为什么外资工厂大多设在远离城市的郊区?因为进城的门槛太高。而远离城市的封闭环境,无疑是导致富士康员工连串自杀的重要成因。张三说,高房价阻遏了农民进城,阻遏了穷人迁徙,阻遏了城市化进程;李四说,房地产的高涨加速了城市化进程。这两种说法,你信哪个?
  前边所说土地不可再生,实质是指人类居住不可挤占生态空间。满地盖楼已失序、失控,过剩率、空置率节节攀升。扩路、扩城的过度开发,已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国土生态恶化。海口滨海区与海甸岛多年来大举抽沙填海造地,看似再生了土地,其实破坏了海洋生态,最终还是挤占了人的生态空间。日本也填海造地,但特别注重保护生态。我看过神户的填海工程,掏洞都是边做支撑边从洞里挖土,淘空的山体也不塌陷,地表仍郁郁葱葱。

  土地本身由大自然无偿供给,地主靠专权垄断食租,显得像是无本万利,但其实不然。作为最稀缺的要素,土地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最大的投资偏好。购置土地是获利后士绅财产保值增值的首选,“有土斯有财”的传统观念令土地私有化程度颇高。有数据显示1900年后的20年,全国土地的97%已私有化,只有不到3%的国有土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即土地100%国有化、准国有化(集体所有土地其实是预备役国有土地),是上个世纪后半叶一连串铲除私有财产的国有化政治运动的产物。
  你知道30年来的变革,实质是国内去私有化之后的再私有化,去资本化之后的再资本化,去市场化之后的再市场化,去国际化之后的再国际化。因而,也是我们悔过改错似的对于市场经济生态的平反、恢复与补课。但国家已经成为唯一的地主,并通过专权垄断食租,是现行经济体制的核心资源与核心利益所在。改变土地资源一统天下的垄断,作为敏感的争议话题时起时落。但土地重新私有化的产权改革从未启动,也就谈不上触礁搁浅了。为什么?还是因为土地作为首要资源要素,在资本化过程中变得绝对剩余价值化,变成核心资源与核心利益。要食租人把已经吃下去并开始消化吸收的食物吐出来,你认为可能吗?
  面对记者追问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问题,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的回答是:“事实上承认一个国家为市场经济,需要这个国家满足一些具体的条件:政府是否控制土地?是否控制工业总产值?是否控制劳动力和劳动力的价格和薪酬?政府是否控制一整套领域?”这其中,政府控制土地,成了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首要理由。非市场经济国家往往被称为“食租国家”。国内的地方财政如果过度依赖土地收入,也会染上食租国家的色彩,类似靠出卖自然资源维持财政的国家。各地有“砍树财政”、“挖煤财政”、“虫草财政”,甚至有“门票财政”——靠把山水景区圈起来卖门票的地方财政。各地更有样学样,全都学到手了“卖地财政”。这类财政,其实就是建立在不可再生资源上的不可持续财政。问题的关键在于,其他食租国家坐拥丰厚资源,有租可食。国家食租后,可以降低本国居民的税负并提升社会福利。而国内地方财政食租的同时,并未降税减费,也未能大幅提升居民福利。中国式食租的不可持续性在于,我们是个巨型人口拥挤在过于狭小的生态基座上,土地资源高度稀缺的国家。靠不可再生的土地食租,能不坐吃山空吗?

责任编辑:赵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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