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三届年会2013年2月22日-24日（正月十三-正月十五）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本届年会的主题是：改革开新局——企业家精神与中国未来。著名经济学家辜胜阻在论坛表示十八大开启了新的政治周期，新经济周期的突破口是新城镇化，因为城镇化背后有重大的潜在内需。但是需要谨防好事变歪，城镇化要实现五个方面的转型：

首先是由偏重物的城镇化和地的城镇化向重视人的城镇化转变。

第二是城镇市民，农民工的二元结构向居民待遇的一体化转变，也就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第三由数量增长性城镇化向质量提高型的城镇化转变，所以特别提出了集约、低碳、绿色。

第四是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四化同步，这是一个新的提法，城镇化和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要同步，也就是城镇化要建立在坚实产业基础上，否则就会拉美化的。

第五是从单纯做大向做多+做好的转变，均衡发展，现在搞城镇化首先把北京从两千万做到五千万，我觉得这种做大是不可取的，我们怎么把城市群做多做好，把中小城市做多，我们现在北京控制人口用行政的办法是把门关起来，北京控制人口是非常需要的，我们非常需要把中小城市做多，把更多的城市群做得有吸引力，用市场的办法来调节人口的流向。

以下为辜胜阻发言实录：

辜胜阻：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我非常高兴第七次参加亚布力论坛。我演讲的题目是“城镇化黄金机遇，但谨防好事办歪”。我们知道十八大开启了新的政治周期，那么新经济周期的突破口在哪里？我认为是新城镇化。

我最近两次参加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的讨论，两次会议上都有大约七成的人在讨论城镇化，为什么大家都如此关心城镇化的问题？有两个原因：一是兴奋，因为城镇化背后有巨大的潜在内需；二是担忧，担忧下面把“好事办歪”，即我们常说的，“上面播的是龙种，但弄的不好下面收获的却是跳蚤”。经济工作会议把城镇化作为一种新政，城镇化在今年经济工作会议当中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我要讲的第一个观点是，新型城镇化是最大的增长新引擎和发展新红利。

首先，新型城镇化是稳增长的最大新引擎。一般来讲，人口对经济增长有两重性：从人口城镇化角度看，是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力，但从人口老龄化角度看，又是最大的制约。有人做过测算，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会削弱经济增长2-3个百分点。但是同时，人口的城镇化会拉动增长3-6个百分点，至少是3个百分点，如果做得好可以是6个百分点。现在我们讨论美国经济时，觉得美国GDP增长率能达到1%-2%就不错了，而我们是8%左右。事实上，美国是城镇化完全饱和下的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的差别是中美两国经济发展速度差异的重要原因。在美国，农民不足1%，而中国有9亿农民。危机期间有人写了一本书叫《谁来拯救美国？》，答案是九亿中国农民。9亿中国农民从农村走向城镇的城镇化过程，会产生巨大的的市场需求。将“候鸟型”的农民工转移人口市民化，将会使他们的流动型消费转化为定居型消费。据有关研究测算，按照现有城镇化速度，未来5年消费需求规模将从2011年的16万亿提升到2016年的30万亿左右。高速发展的城镇化使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这对基础设施、房地产等行业的投资和建设提出了相应要求。目前，城镇化已经成为很多券商全年布局的一个主线，有专家估计，城镇化带来去年年底大盘强拉15%，所以城镇化对股市来说也是兴奋剂。

其次，新型城镇化是继人口红利之后的发展新红利。作为发展红利的人口红利有三种：一是量大价廉的人口数量红利，二是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形成的人口质量红利或“人才红利”，再一个就是人口从农村走向城市过程中的人口城镇化红利，这是最大的红利。2009年美国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到中国来，他的调研发现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只相当于美国的4%，现在有法国的机构预测，4年以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就会赶上美国，当然我们不能完全相信这种预测，但是劳动力上涨，中国的劳动力不再便宜，已经成为一个事实，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已经开始逐渐消失。人口城镇化红利和人口质量红利将成为最大的发展新红利。

第三，新型城镇化是解决“半城镇化”实现平等的新理念。我们知道城镇化有三维转换：一是从农村到城镇的地域转移，二是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职业转换，三是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现在大量的农民工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这两维转换，但是没有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转换。2亿多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口和享有城镇居民待遇，很多农民工出现“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家属在农村；收入在城市，积累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的“半城镇化”现象。户籍制度构筑了两种身份在利益上的严重不平等。有研究表明，户口本上有67项城乡居民不同等待遇。新型城镇化的重大标志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质是从户籍制度的不平等走向社会公平。通过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保障农民工享受与城市市民平等的权益和待遇，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

第四，新型城镇化是改革再出发的新起点。推进以人为重心的城镇化必须深化改革。新型城镇化涉及到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十多项改革。李克强副总理在谈到改革时指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如何将改革“最大红利”和城镇化“最大潜力”结合起来，是推进城镇化的关键。把城镇化这一最大潜力变为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关键是让进城者有就业和创业的机会，能安居乐业，实现安居梦、创业梦和市民梦三大梦想。30年前小平教育改革使一小部分的农村青年通过高考跳出“农门”，今天需要通过户籍改革使大量的农民工市民化；30年前小平改革从农村生产责任制开始，从农民开始，今天改革需要从城镇化开始，从农民工开始；20年前小平的南巡引发体制内精英下海创业潮，当时据称10万人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所以才有我们所谓的92派的企业家，如今我们新一代领导人的南巡，通过城镇化是将会促进中等阶层的崛起。有专家预测，随着城镇化的推进，2020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有望达到6亿人

我下面讲进一步深化城镇化配套改革的十条建议，李克强副总理在十八大后讲过两句倍受经济界关注的话，一是城镇化是内需最大的潜力，二是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最大的潜力要转化为现实的动力，必须通过改革。新型城镇化涉及到数十项改革，我认为首先是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有人说是户籍制度改革最重要，我不同意，因为农民有了户籍没有公共服务，他还不是市民。所以深化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使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转向城区人口全覆盖，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城镇化过程中，中国特色是从农民变成农民工，这是一个转换，我们现在是要把农民工变成新市民，最关键的是稳定的就业和平等的公共服务。

第二是住房及保障房制度的改革。李克强副总理最近到包头的棚户区进行考察，他说棚户区改造要让群众从忧居变宜居。深化保障房制度改革，以解决城镇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工保障性住房为重点，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房，建立覆盖不同收入群体的城镇住房多元化供给体系，使进城转移人口实现安居梦想。

第三是户籍制度的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应该采取“分类指导，因城而异”的原则，特大城市不可能一时完全放开，但可以推进农民工在一些领域与市民同权，中等城市则应积极地放开，小城市、县城等更是可以完全放开。

市民化应该通过“三个一批”实现分流：一个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属地化，使一批进城农民工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让农民工进城落户一批；再一个是从沿海大城市回流一批，推动“双转移”。我今天到牡丹江去考察了三户农民工家庭，他们都是就地市民化， 20万就可以买一套房子。这种就地城镇化使他们真正的是安居乐业，这种农民工真幸福。但是我感觉到北京的农民工真纠结，他们融不进北京，回不去农村。全球金融危机形成一个重要的倒逼机制，就是倒逼沿海和大城市农民工回归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较高，需探索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担，建立农民市民化的专项转移支付。

第四是土地制度的改革，没有它城镇化很难推进。应通过立法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完善农民工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流转或退出机制，提高土地流转的市场化配置程度，加强城镇化过程中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改变土地城镇化大大快于人口城镇化的局面。

第五是职业培训体系的改革，特别要构建农民工的职业培训体系，提高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更好融入城市的能力。

第六是创业扶持体系的构建，金融危机经受了最大的考验，大量农民工失去了工作，他们没有回去农村，而是返乡创业。所以营造鼓励创业的环境，做好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的回归创业工作，让更多的通过回归创业的人实现创业梦，把城镇化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上，是城镇化进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第七财税体制改革，如果我们地方的财力和市场不相匹配，就会让城市政府严重的依赖土地财政。

第八是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解决城镇化“钱从哪儿来”的问题。除了政府的公共投资，还需要实现城镇化建设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扩大民间资本对城镇化建设的参与程度，多渠道筹集城镇化建设所需资金。可利用土地资本化红利，让农民的土地作为抵押品，来解决农民工的创业和置业的问题。

第九县市管理体制改革，使城市总数从现在的600多座到2020年达到1000多座。中国“千强镇”之首的广东虎门镇常住人口已经超过百万，第一座农民城浙江龙港镇常住人口已经超过40万，但这些本应该属于城市建制的地方却只享有建制镇的权限。我认为应该改革降低设市的标准，对吸纳人口规模、经济总量达到建制城市标准的强县和强镇改为县级市和镇级市。

第十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机制。我昨天到燕郊去调研，我感觉到建立区域协调机制非常重要。像北京的地铁和轻轨就没有办法进燕郊。区域内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体制分割、管理分治、资源分散等问题亟待解决。在城市群的建设中，要通过建立跨行政单位的协调机制，推进城市群内的一体化。

我最后讲的问题是，城镇化趋利避害要防范五大误区：一要防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避免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的“拉美化陷阱”。二要防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避免地方一哄而起搞大跃进，一味追求城镇化的高速度和规模扩张，陷入“速度至上陷阱”。三要防城镇化的“房地产化”，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避免过高地价推高房价、陷入“卖地财政陷阱”。四要防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消灭村庄，迫使农民“被上楼”、农村被城镇化，陷入“掠夺式发展陷阱”。五要防特大都市“大城市病”，避免重物的城镇化而轻人的城镇化，陷高楼林立而居民幸福感下降、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粗放开发陷阱。

最后我的结论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新型城镇化要实现六个方面的转型：一是从偏重物的城镇化特别是土地的城镇化向重视人的城镇化转变，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放在突出位置；二是从城镇市民-农民工的二元结构向居民待遇一体化转变，强调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三是从数量增长型城镇化向质量提高型城镇化转变，更加重视城镇化的质量与效益；四是从粗放式高物耗城镇发展方式向集约型低碳绿色的城镇化发展方式转变；五是从单纯“做大”城市规模向“做好”城市群、“做多”中小城市转变，更加重视城市群和大中小城市的均衡发展；六是从四化“分离”向四化“同步”转变，健康城镇化要有坚实的产业支撑，要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